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8-19

《生活》杂志具备一定的文化权威确是不争的事实。它立志以一种劝诱的方式描写美国人所经历的生活；它成功地创造出符合杂志创造者预期的、富有感染力的中产

 

《生活》杂志具备一定的文化权威确是不争的事实它立志以一种劝诱的方式描写美国人所经历的生活；它成功地创造出符合杂志创造者预期的、富有感染力的中产阶级画面，并且丰富了大部分已经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读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哈里与克莱尔开始新生活的时间恰逢《生活》杂志创立，这一美国出版史上最流行的杂志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合在一起——一个人，一个专业——改变了卢斯的职业轨迹以及对自己的定位卢斯对“图片杂志”产生兴趣有很多原因1932年，当克莱尔还是《名利场》的总编的时候，就给康泰纳斯写了个备忘录，督促他创立一本以图片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并且建议命名为“生活”。

而她最初与哈里的两次交谈，根据克莱尔后来的说法，就是关于这一极具前景和挑战性的出版物而在卢斯追求克莱尔乃至于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月的时间里，发行新杂志的想法也是维系他们关系的一部分——共同的职业兴趣加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生理和情感上的联系。

在他们建立关系的早期，据克莱尔说，哈里答应让她成为新出版物的总编尽管《生活》杂志的前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它却未能弥合他们结婚数周之后就开始产生的裂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激情与野心的产物，激情很快就褪去，但野心却依然存在。

因此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进入某种婚姻阶段——持久，但与此同时也有着争吵，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无奇简单的婚礼结束后，哈里和克莱尔在古巴待了两个月度蜜月，在那里他们借住在一个朋友的别墅里蜜月旅行最初的几个星期被下个不停的雨破坏殆尽，这对新婚夫妇只能烦躁不安地待在家里。

后来，他们驾着朋友的游艇出海，却又因为天气不好、克莱尔晕船泡了汤当天气终于放晴之后，他们试着打高尔夫直到哈里发现克莱尔玩得比他还要好（后来他们再也没有一起玩过）即便到了海边，当争强好胜的卢斯发现自己根本游不过克莱尔时也不禁兴致大减。

这段长长的蜜月在很多细节上引出了他们在旋风般的热恋期没能表现出来的其他方面的性格他们两个人都极度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也都看到了对方蕴藏的有利于实现自己抱负的方面，这一信念使得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多年。

但是他们互相把对方看作是竞争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越来越冷漠，距离越来越远关于这一紧张关系的代价，正如克莱尔后来写的，就是哈里在保持性关系方面再次遇到了困难，这一问题在他们蜜月期间就开始然后渐渐就成为痼疾。

他们后来都各自有了婚外情——克莱尔是经常性的而卢斯则偶尔为之伤害他们婚姻的同样还有他们对各自事业的专注——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有钱夫妇之间不是很常见，至少在卢斯看来这种情况有点吓人他们两个人都被图片杂志所吸引，这也成为他们亲密关系持续一段时间的一大原因。

在蜜月期间，哈里搜集了欧洲出版的图片杂志他和克莱尔将这些杂志剪下来然后将照片编排在一起尝试不同的排版在这方面克莱尔至少和哈里不分上下，于是就像打高尔夫和游泳一样，卢斯又被惹恼了他反悔了之前让克莱尔当新杂志总编的承诺，并且不再提这件事，但克莱尔却一直相信她将会参与这个项目，在这点上她并不是一个人。

在卢斯外出期间，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拜访约翰·马丁，然后像往常一样一起喝酒，当时马丁“指出克莱尔·卢斯是新杂志的真正老板”集团中的其他人，包括比林斯自己，毫无疑问也有同样的担心当哈里和克莱尔回到纽约后不久被拉尔夫·英格索尔和最近雇用的《时代周刊》图片编辑、之前曾在道布尔迪出版社编辑图片书籍的丹尼尔·朗维尔（Daniel Longwell）邀请参加晚宴时，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

根据克莱尔后来的（可能并不完全准确的）描述，哈里预言那个晚上的目的是给她一个《生活》杂志的职位但是她没想到的是，这场晚宴事实上是事先设计过的——在敢作敢为的英格索尔的带领下——“联合反对卢斯”并且劝说他重新考虑创办新的杂志。

关于那晚的情况有众多版本，但都一致认定当时两个人严厉地指出哈里将重心都放在克莱尔身上克莱尔回忆朗维尔说，“哈里，你必须打定主意到底是要做一个伟大的编辑还是继续一只手搭在克莱尔的背上度蜜月”知道被侵犯的克莱尔也不甘示弱，告诉他们，“哈里即使一只手搭在我的背上也可以办出一个比你双手一起使劲还要好的杂志。

”据英格索尔回忆，她说，“哈里，你难道有被那些没用的人保卫过？”所有的描述都同意克莱尔一个人愤而离席她后来宣称，恢复镇静之后，她告诉哈里，以后她最好不要再与时代公司发生任何联系，她会回去写剧本克莱尔一个人躲到西弗吉尼亚州的绿蔷薇度假区，开始写可能是她最成功的剧本，《女人》。

在克莱尔被羞辱之后，《女人》这个剧本很快被写了出来，而且其中也可能部分反映了克莱尔被男人背叛之后自己的感受“我因为有能写出这样自传体的妻子而感到羞愧”刻薄的比林斯在看过演出之后写道这出剧本身——成为百老汇榜单剧目，后来更因为1939年电影版的成功而大放光彩——是一部纯粹的家庭剧。

玛丽·海内斯（Mary Haines）是一个忠于和深爱他丈夫的妻子，她被他的丈夫抛弃，而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娶一个诡计多端的妓女在满世界的闲言碎语与阴谋诡计中玛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但最后，她决定“磨尖自己的爪子”然后赢回自己的丈夫。

“你难道没有自尊么？”当她准备回到反复无常的丈夫身边时她的一位女性朋友问道“不，不需要，”她答道，“这是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无法负担的奢侈品”在戏剧和电影中，只能看到女性，表现了克莱尔·卢斯对女性世界独立与脆弱的认识。

克莱尔显然已经意识到她自己的婚姻已经将她与丈夫和公司捆绑在了一起，而且将会被埋葬在一个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分开而且处于不同领域的世界哈里的世界，也就是时代公司的世界，是一个只有男人才能成为编辑、作家以及出版商的世界，而女人只能担任“研究员”和“采访员”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职位。

两类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甚至连一起吃个工作餐这样的交流都不鼓励的文化中——这种禁忌也反映在克莱尔与英格索尔和朗维尔那场饭局中遭到的羞辱与时刻和公司保持一定距离的莱拉不同，克莱尔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杂志作家以及编辑，显然威胁到时代公司的唯男性文化——这种文化与康泰纳斯帝国的文化截然不同。

在后者，克莱尔已经升到《名利场》的总编而且在那里女性掌握着很多实权不管克莱尔的剧本是否来自对时代公司文化的怨恨，她认为那个晚上英格索尔和朗维尔更多的是忌惮她的才能和影响力而非哈里对杂志的漫不经心，在这点上她几乎是对的。

当然，哈里没有在咄咄逼人的男性同事面前维护克莱尔也成为他们婚姻变质的另一个原因虽然克莱尔重新开始写剧本，但这并没有完全打消她对时代公司的兴趣她继续——通常在哈里的鼓励和支持下——为杂志提出建议比林斯常常抱怨来自卢斯的压力，逼他出版其妻子的材料，即使他认为这些是“瞎写的东西……不宜刊印”。

尽管他承认克莱尔是“一个好作家”，尽管他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一些她的稿件，总体上他依然看不起克莱尔他高兴地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他和同事在办公室闲聊时对克莱尔的批评：“一个见识浅薄的女人，没有天赋却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动力推着她前进”；“一个婊子”，她“蛊惑”了卢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害得哈里没好日子过还“失去了所有的老朋友”。

比林斯自己抱怨道，“克莱尔和她的政治活动真让人讨厌！”促使哈里和克莱尔走到一起的感情逐渐开始消退，而这是很多事情共同作用的结果哈里从来没有完全克服抛弃莱拉的罪恶感，他责备自己让感情战胜了责任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尽管他们双方的第一次婚姻都有过孩子。

哈里的儿子依然和莱拉在一起而且只是偶尔拜访他们的父亲；克莱尔的女儿刚处于青春期，几乎一直在福克斯克罗夫特（Foxcroft）的寄宿学校哈里反对再要孩子，而克莱尔在这方面也不是很积极，尽管她后来因此而怨恨哈里。

但是几乎所有的婚姻都会慢慢冷却，因为浪漫在渴望权力和名誉的人面前总是处于次要地位时代公司是他们竞争的起点，但不会是唯一的一个哈里总是想要与他的妻子和同事比个高下并因此而疲于奔命，有时还得为了帮助克莱尔做出点牺牲。

“我已经尽力了而且一直在努力，”他痛苦地写道，“一方面不让我的事业影响到你的或者是我的更高的事业，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几天后他又写道：“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我答应对你好，但似乎这个承诺可以留到再一次向你保证的时候说更合适些。

”在这期间，克莱尔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公开场合将自己塑造成和他丈夫一样重要的人的尝试，不管是在公司内部还是之外能够一起打造的光鲜亮丽的社交生活作为不断冷淡的关系的补偿，也是他们缺乏浪漫的婚姻得以保持平静的原因。

哈里出主意，克莱尔则贡献自己的魅力——她的魅力很显然在嫁给一个有权势的人之后得到了加强，但是一个在社交上让哈里难堪的人本不该独占这样的好处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结合不是他们曾经想要追求的“浪漫”，而是他们所希望拥有的伟大人生。

他们将会，正如卢斯在1937年新年（当时克莱尔没有和卢斯在一起）清楚地跟克莱尔写道，“伟大的卢斯夫妇”寻找伟大的第一步是从他们自己的房子开始的结婚后不久他们就搬进位于河屋（River House）有十一个房间的宫殿式住宅，一栋非常时髦的可以俯视东河（East River）的建筑。

这是他们在市中心拥有的第一个豪华公寓与此同时，他们将康涅狄格州的房子作为正式的居所（大部分是为了逃避纽约的高税收），在斯坦福德租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后来又在格林威治买了一处很大的物业，并最终在1947年定居在里奇菲尔德。

他们获得的可能最大的物业是一座靠近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叫作迈普金（Mepkin）的面积有七千二百英亩的大农场，巴鲁的物业就在离这个农场不远的地方，克莱尔在与哈里结婚之前，有很长时间就待在巴鲁的这处物业中。

这处地产曾经被忽视了好多年，但是卢斯花了很多钱用来美化风景，同时拆掉了大部分废弃的建筑，重新根据年轻的现代派设计师爱德华·都瑞尔·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的设计（他很快成为现代美术馆的设计师之一）建造成一座复杂的新建筑，白砖砌成的巨大主体建筑围绕着一圈用于客房的屋舍，全部房间都被装饰成朴素而又优雅的国际风格。

克莱尔待在迈普金的时间相当可观，写作、招待客人，而哈里除了偶尔在周末的时候来一下，平时基本不在哈里对这样奢侈的生活有点不舒服，时常坚持他们不应该这么铺张，但是他很少阻止克莱尔，后者常常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是她喜欢的从来不在乎花多少钱。

在所有的房子里都陈列着他们的很多收藏品：中国艺术和陶器，知名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与政治家或是社会名流的合影任何时候，他们的房间里面总是放满了鲜花克莱尔喜欢花押字，因此把她名字的首字母印在任何地方——毛巾，床单，香烟盒，鸡尾纸巾，文具。

她偏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玻璃——镜箱风格，于是在格林威治的房子里安装了一座环形的玻璃楼梯他们的一切生活几乎都依赖仆人——格林威治的房子有十个左右，里奇菲尔德的房子更大些有二十八个房间，因此雇佣的仆人更多。

他们很少有没有客人的时候，有时这些客人会留宿几天，有时一下就住几个月，玩网球、游泳、骑马——不管哈里或者克莱尔在或是不在购置和装修房子只是卢斯过于奢侈生活的开始穿着一向时尚的克莱尔因为经常要拍照在衣服上的支出远胜过去，此外她还坚持压缩哈里本就少得可怜的衣橱。

克莱尔收集艺术品和文物，她委托时尚的雕塑家乔·戴维斯为哈里做了一个半身像，又请有名的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哈里不喜欢半身像，克莱尔也不喜欢画像）克莱尔还到处旅游，挥金如土（经常不和她丈夫一起）：先是在好莱坞待了一段时间，一度成为演员和剧作家；接着搬到夏威夷，在那里她学会并爱上了冲浪。

哈里忧心忡忡地看着克莱尔周游世界，担心他们之间不断增加的距离作为回应，他花更多的钱来讨好克莱尔，包括为她在夏威夷买一座房子，虽然那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噢，亲爱的，我本来有机会得到这一荣耀，”他绝望地试图修复他们之间的裂痕，“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开始——首先是表白，接着让我们的个性重新建立甜蜜的联系，然后把这些与我们彼此有限的空间、时间和人生目标联系起来，让彼此都感到舒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希望能重新开始我们的计划。

”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激情似乎褪去得特别快卢斯的意见经常遭到克莱尔的讽刺和挖苦“你实在是太残忍了，”他曾在另一次“不快”的交谈之后写道，“我很抱歉，为什么要道歉？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一度在时代公司告诉同事他愿意放弃公司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将这付诸实践。

不管他是多么愿意继续自己的婚姻，他更希望得到专业领域的成功从1936年年初开始，尽管他的婚姻遭遇危机（可能部分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干脆将自己的抱负倾注在新的图片杂志上《生活》杂志的想法有很多来源——来源太多，事实上，卢斯曾经一度没有考虑过这一想法。

早在1929年布里顿·哈登提出创办一份图片杂志从而实现公司的多样化的经营——与《财富》杂志相比他更偏向这一方案但却从未实现克莱尔多年以来也一直幻想有这么一个项目，而哈里的朋友，《得梅因纪事报》的出版人约翰·考尔斯曾向卢斯提到他自己对于一个图片杂志的想法（最终成为《生活》的主要竞争对手——《看》）。

到1935年，在计划进入实质阶段之时，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出现了一些图片杂志成功的案例《财富》杂志本身就是运用系列照片并将其作为其报道的一部分的先驱，而且它雇用的一些天才摄影师在后来对《生活》杂志也是至关重要的。

《时代在前进》同样也增强了有组织地运用视觉图片的热情1936年一本为庆祝新闻短片满是插图的书——《四小时一年》（Four Hours a Year）——成为新杂志的一个样板很多美国新闻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在二十世纪初就尝试开辟运用“照相凹版”技术的版面（通常出现在周日那一期）来展现大量照片。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时尚》、《名利场》、《星期六晚邮报》、《文学摘要》以及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杂志也开始大量使用照片但是在期刊上将照片作为插图跟把照片作为一本杂志的主要内容不同，卢斯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欧洲来寻找成功的例子。

对《生活》杂志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可能是《柏林画报》（就是大部分读者所知的“BIZ”），这不是因为BIZ是一本真正的图片杂志，而是因为它用来说明文字的照片占据着大部分版面它率先在页面上放置多张照片——不同的尺寸，形状以及位置使得页面更加生动。

其最具影响力的编辑库特·科尔夫在1930年年初逃出纳粹集中营后，曾花不少时间为《生活》杂志提供咨询意见在匈牙利出生的摄影师安德烈·里德曼，后来更名为罗伯特·卡帕跟科尔夫一样也是BIZ的员工逃离纳粹后，他也搬到美国并成为《生活》杂志的主要成员。

但是BIZ并不是《生活》杂志从欧洲众多样板中挑中的唯一的一个时代公司成员中的亲英分子——卢斯也在其中——也非常熟悉《伦敦新闻画报》，与《柏林画报》版面相比，《生活》杂志的形式要更加接近前者在伦敦杂志中，图片占据主导地位，它的版式设计方面比BIZ更为大胆，运用说明文字将图片转变成故事，为了吸引读者，它的选题时而严肃，时而轻浮。

当时最具艺术吸引力的杂志无疑是《巴黎见闻》，它拥有吸引人的现代打印字体，炫目的封面设计（与《财富》杂志的封面不同）以及不凡的“照片文章”用来叙述那些重要的故事，如萨尔区回归德国、西班牙内战、俄国危机以及优雅地展示艺术、剧院以及舞蹈。

克莱尔在1931年向康泰纳斯提出的有关照片杂志的建议中就引用了《巴黎见闻》，而《生活》杂志筹办早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吸引一部分《巴黎见闻》的摄影师和编辑到纽约，虽然这些尝试并不成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图片杂志的理念在欧洲也并非没有批判的声音。

对于社会主义左翼来说，这些杂志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工具，以此来强化中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使工人阶级受到其文化的诱惑对流行文化持批判观点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在1938年悲观地写道，“现代的基本事件就是照片征服了世界”］认为，照片杂志将“读者”变成“旁观者”，“理解”变成简简单单的“看见”。

1932年后不久，BIZ以及其他德国图片杂志就成为纳粹宣传的工具，而其受欢迎的程度却丝毫不减更使得图片杂志在欧洲与美国遭到众多批评，认为大量生产的图片是一种能够操控文化和社会的危险而又有力的工具（诸如此类批评者的争论后来在美国形成了对“大众文化”广泛批判的潮流——其中的领导者就是时代公司的老手德怀特·麦克唐纳）。

但是对照片的渴望盖过了批评对于出版者来说，图片杂志的魅力开始变得无法抵挡“每个人不论是在‘2I’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在谈论应该有个图片杂志”卢斯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情况时说道尽管他对于这一想法的热情很高，但《生活》杂志的创立却是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有很多次他几乎都快要放弃了。

正如1929年创立《财富》那样，卢斯在1933年年底设立了一个试验部门来考虑“一份新的杂志——以周刊或是半月刊的形式采用大量图片为广大读者报道当前的事件”他将马丁从《时代周刊》的总编位置上移出来指导这一项目。

不服管束的撰稿人德怀特·麦克唐纳则成为马丁的“低级同事”几个月之后，卢斯要求公司中唯一在图片编辑方面有大量经验的丹尼尔·朗维尔（正如其在设计“四小时一年”时表现的那样）帮助设计内容以及杂志的外观与筹办《财富》时进展缓慢、相对低调不同（当时卢斯顶着哈登的反对进行并且试图不让其发现），《生活》杂志紧张、疯狂的准备过程，公司每个人几乎都看在眼里。

在试验部门设立几个月不到，第一个模板就出世了，使用的标题为“检阅”（Parade）大家的反应褒贬不一，卢斯开始对这个项目不安起来“我们很快彻底地被这些附庸风雅的谈论弄糊涂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他后来回忆说。

计划进行了六个月多一点，卢斯突然终止了这一项目“时代公司目前没有出版任何新出版物的计划”他在七月宣称这个项目一度看起来似乎要被永久放弃“即使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要出版它”比林斯写道，担心马丁可能会回到《时代周刊》接替他总编辑的位置。

卢斯自己则告诉同僚们他并不确定他们能否制作他心目中的杂志但事实上，这个项目在短暂的暂停之后很快就被恢复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朗维尔的干劲和专注——一个热情的支持者，在其他人看起来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的努力争取让新杂志的想法重新复活。

“这个国家已经期待一份图片杂志好久了”1935年9月他在给卢斯的信中写道“任何一场战争都将成为图片杂志的活广告”在向库特·科尔夫咨询之后，他发现科尔夫的建议确实浅显易懂：选一个“好标题——简短的”；避免“用褐色印刷……褐色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颜色”；宣称“没有编辑材料的费用，挑选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

但是科尔夫的展示和案例使得朗维尔的努力获得了合法地位，他教育朗维尔和其他人好好关注摄影师，选择一些有趣和吸引人的照片，不管是关于什么内容的到1936年年初，这个项目后面的动力再度积聚起来，部分地来自卢斯重新燃起的热情，毫无疑问这应该归功于克莱尔以及他们蜜月期间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

“卢斯全力为图片杂志努力，”拉尔森观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在（因为新项目）涌动”这个项目的必然性也被拉尔夫·英格索尔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在计划的第一阶段他曾经因为害怕新杂志会与《财富》杂志形成竞争而提出反对，但在此时他明智地改变了想法并成为整个项目的佼佼者。

英格索尔拉拢了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他回电说他“太多激动以至于没办法在电报里说清楚”），在时代公司的职员中征集意见，试图（最终未能成功）将整个项目变成自己的英格索尔——及其传记作者罗伊·胡普斯（Roy Hoopes）——强烈声称他是《生活》杂志的主要推进者，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英格索尔在《生活》杂志确定出版之后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如此他从来没有完全支持这一杂志，甚至在《生活》杂志推出两年之后他还抱怨其如何伤害到其他杂志“时代的所有人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并且运用其智慧将《时代周刊》推到杂志世界中毫无异议的第一位置可能是笔更划算的生意。

”若干年后他生气地说马丁（在他清醒时）和朗维尔也再次开始努力设计新杂志与此同时，卢斯和其他人开始努力做好这个项目的基础工作：印制以及资金，两者的难度丝毫不输于编辑设计时代公司的每个人都期待新杂志能够吸引比他们之前创造的杂志更多的读者。

但是出版卢斯想象中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期刊却需要一种当时还无法做到的印刷技术高质量的照片需要一种昂贵的铜版纸，在当时只能单面印刷，这对于卢斯以及其他人期望中可能达到一周一百万份的销量是不现实的将现有的照片印刷技术用于卷筒纸，不管质量如何也是不太现实，因为照片图像需要时间干燥而可能会被滚轮弄糊。

但就在这个时候，位于芝加哥的R.R.唐纳利公司，作为时代公司的印刷商一直在试验一种“热定型印刷技术”，将快干油墨与气体加热的压制印刷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快速地印制出清楚的照片画面同时，多年来一直向时代公司供应纸张的米德公司开发了一种新的纸张——“埃米琳”——这种纸相对不那么昂贵，可以较好地再现照片，并能够做成适应大量印刷需要的大卷。

我们“将其展示给哈里，”一位唐纳利公司的管理人员讲述道，“并向他解释可能达到的速度……哈里说，‘我想就是这个了，我想这能让我开始一种全新的出版物’”预期读者的数量不仅对印制是一种挑战，对于资金更是如此到1936年春，公司内部一致认为读者将从二十五万开始并将会逐渐增加到一个更大的数量。

公司预计的广告投放相对较低，再加上预计的初始读者数量，因此认为至少在一年以内成本不会增加暂定的第一年利润目标为保守的四十万美元但是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计算毫无依据，如果读者数量大大高于保证数量那么将会推翻所有之前做出的估计。

杂志将被定价为十美分一本，订阅者的价格稍低——远远低于制造成本广告将会有助于弥补亏空，但前提是读者依然在二十五万人以内；超过保证数量而卖出的每一本杂志都会带来亏损卢斯当然对于风险非常关心，因此考虑采用能够减少成本的建议，即减少杂志页数，采用更小的页面和便宜的纸张。

但其他同事反对这些变化“在我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位同事给他写信说，“试过在紧要关头采用这样保守或者经济上貌似合理的方法，而总是通过更多的付出和努力来获取更多的收入”最终卢斯对质量的要求改变了他对利润的顾虑，他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妥协，转而把赌注压在稳定的读者增长将使公司在最初免受较大的损失，不过至少从短期来看，这个宝押错了。

然而，对于卢斯来说在杂志内容和设计上下功夫要比找个获利的办法更加重要、更加有挑战性，因此他很快就全身心投入计划阶段，其热情可与早期参与创立《财富》时相比让其他编辑感到郁闷的是，他每天在试验部门花费数以小时计的时间检查副本，制作模板或是翻照片。

即使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同事仍然会因为那些纷至沓来用来说明他想要工作人员开发出来的新特征或是版面的啰唆的备忘录而觉得他就在身边就跟其他人一样，卢斯努力想为《生活》杂志开发出一种结构“他总是变——扔掉一些东西，放进来一些别的——试图做出正确的方案。

”他的一位同事记录道但是在他对这一项目的愿景却存在某种连贯性这本杂志涵盖的范围将尽可能广泛，努力包容整个世界，而不是仅局限于名人和大事，其突出的内容将会是摄影师的文章，用一种被卢斯称为“漂亮的图片”的方式，运用最少的文字来扩展某一事件或是话题。

在呈现当期最严肃的问题的同时，它也不会回避一些不重要或是流行的乃至于色情的内容如果说《时代周刊》是一种为那些忙碌、有文化修养的人提供的一种新闻摘要，《财富》杂志是为吸引那些生意人的兴趣而被创立起来的，那么《生活》杂志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是面向每个人的杂志。

卢斯坚持，它将会跨越阶级、宗教、种族、区域以及政见的不同，并成为任何背景男人和女人都无法抗拒的磁石毫不奇怪，《生活》杂志从来没有完成这一崇高的目标“《生活》杂志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要比那些有文化修养的更有意义。

”时代公司一位早期的广告经理总结道但是创造一份民主期刊的愿望却是真真切切的，而其创造者衷心地希望能有“大众感染力”他们相信广大读者能够理解严肃题材而且并非仅仅对卢斯所说的“惊悚、色情、荒谬以及凶杀”事件感兴趣。

在这些信念的支持下，尽管《生活》杂志从来没有吸引每个人，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拥有少数几个杂志所能达到的、拥有广泛读者的杂志早在1933年，很多人，包括卢斯在内，就曾试图为这个新的项目写一个章程，其中的大部分努力都有关于这本杂志看上去如何以及如何检验这些技术细节的描述。

但在1936年6月，卢斯却做出了一个不同的尝试——包含了他自己的雄心和抱负，能够激起潜在读者和广告商激情的关于这本杂志的文学描述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章程达到了其目的，尤其是开头的几段，后来成为新闻写作的典范：。

看人生，看世界，见证伟大时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手势；看奇事——机器，军队，民众，树荫和月影；看人类工作——他的画作，高楼和发现；看千里之外之事物，高墙及屋内之秘闻，看难以接近的危险之物及受男人追捧、小孩喜爱的女人；在看的过程之中享受观看的乐趣；看令人惊奇之物，在看的过程中得到指引……

看吧，被展示吧，这正是当今人类的愿望和新的期盼看吧，展示吧，这正是新出版物所肩负的任务关于章程，卢斯曾经咨询了很多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其富有诗意的感情正是卢斯所需要的到6月底，麦克利什已经向卢斯发了一份粗稿，里面包含一个出现在最终成品里的重要语句：“千里之外之事物，高墙及屋内之秘闻，难以接近的危险之物。

”卢斯采纳了粗稿中的这一句以及极少部分其他内容，而麦克利什对卢斯写的粗稿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卢斯寄回的粗稿开头是这样的：“看人生，看世界，荒唐的世界；亲眼见证人类戏剧性错误中的重大事件”麦克利什劝说他简化开头的语句并削减行文，在不改动大框架的前提下，增加一部分简短的词组。

这章程本身就拥有超乎寻常数量的观众：广告客户、记者、编辑以及当前的时代公司订户为杂志选个好名字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在1934年废弃最初的“检阅”之后——这个名字之所以被弃之不用部分地是因为从现有期刊中购买这一名字太过困难——卢斯及其同事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来寻找另一个名字。

令人吃惊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开玩笑似地将其命名为“十分钱”（Dime），意指其封面上的标价［当然，这个名字也与时代（Time）谐音］，但最后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杂志价格将会有所改变，而且《时代周刊》和“十分钱”如果同时出版将会引起误解。

另一个受欢迎的名字是“展示世界的书”，这个题目准确地描述了这本杂志的目的，但是很多编辑开始认为这个名字有点绕口不够圆滑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画框”，“视线”，“图”，“广大世界”，“地球”，“目击”，“瞧”，“看”，“审视”，“咔嗒”，“卡莫拉玛”，“快照”以及“时代之眼”。

罗伊·拉尔森曾起了个英格索尔一度称之为“相当无可争辩”的名字，称新杂志为“时代在前进”，这样就可以将公司新闻影片的知名度资本化（意味着更多的广告预算），但卢斯否决了所有这些提议回想起来，早先“生活”（Life）这个名称是如此之晚才被确定下来的。

卢斯自己当然非常在意克莱尔对这个标题的偏好，几乎可以回溯到1931年向康德纳斯提的建议1935年到1936年，“生活”几乎出现在所有编辑考虑的名单之中并得到很多参与者的支持，包括卢斯的家族朋友詹姆斯·琳恩（James Linen）（后来加入时代公司并最终成为其总裁）。

看起来似乎是章程本身，尤其是强有力的开头语，“看人生”在最终选择之时发挥了作用章程依然使用“展示世界的书”作为标题，但是即使在其发表之前，卢斯仍然向朋友倾诉说，他希望的名字是“生活”——然后这个曾经一度作为受欢迎的幽默杂志名的标题的麻烦来了。

卢斯要拉尔森去询问买断事宜，这样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名字，陷入困境的“生活”出版者令人吃惊地欣然接受了，仅要求为他们的员工提供工作以及相对保守的九千两百美元现金（远远低于拉尔森准备提出的条件）仅一个月多一点，这笔交易就完成了。

到10月初，时代公司终于下定决心，杂志名定为“生活”当然，最大的挑战在于寻找他们心目中杂志应该具备的外观、风格以及内容尽管手头掌握为数不少的新闻照片模板，但《生活》杂志的创造者觉得他们正进入未知的河流，因此打定主意创造一个全新的杂志。

他们最初的努力令人灰心，最初的样板在1936年年初一次“用图片来表达”的试验中被拼凑出来大部分人认为这就是场灾难：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名流照片之中混杂着黑社会丑闻，缺乏条理性甚至缺乏完整性一则关于一名警察追捕一名黑人嫌犯的、令人不快的故事，最后谋杀嫌犯的照片被打上了“追捕黑人”的标题。

有好几页篇幅被用于描述圣地亚哥的一群裸体主义者——对于不懂世故的读者来说这看上去就像是色情照片同时，样板里面有五页网球明星唐纳德·布吉（Don Budge）的照片，看起来似乎是为了迎合那些大部分比较富裕的网球迷。

第二次尝试——一份“出版的”样张，于1936年5月设计完毕，8月付印——其内容更加文雅，里面有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和博克–怀特拍摄的引人入胜的照片，经过色彩再现的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以及关于凯瑟琳·赫本和化妆业巨头伊丽莎白·雅顿的故事。

但是这一次对于大部分看过的人来说，依然只不过是一次单调没有生机的尝试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导演，广受欢迎的平面图像设计师保罗·霍利斯特（Paul Hollister）被吓到了“这真难以置信，”他写道，“即使只是因为‘有趣’而进行的彩排也不应该这么短，虽然故意这么做只是为了戏弄人。

”根据卢斯的要求，他把样板带回家，经过几天的剪切，粘贴之后，尽管还是一样的内容，但是卢斯和其他人都很喜欢修改后的版式最后一轮修改被命名为“排演”，在9月份付印，这一回的样板就更好了它里面有几页似乎是雷穆斯大叔的照片——就好像关于黑人工人这种毫无价值的故事中描述的“爸爸”（Pappy）和“船长”（Captain）。

但其中也有一组关于被雨水淹没的美国高尔夫公开循环赛的照片；一组世界要闻的照片；由知名商业摄影师保罗·奥特布里奇（Paul Outerbridge）拍摄的相当吸引人和有品位的女性裸照——这张照片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使得真正的裸体照片很少出现在杂志上；在德国举行的纽伦堡拉力赛以及第一次将关于蒋介石的文章搬上杂志。

它的设计干净而又非常美观，尽管不是特别生动很多页看起来就像晦暗的幻灯影片，至于其他的——包括由卢斯本人设计的一部分——设计风格乱成一团这一样本遭到英格索尔（“比第一个样板差多了”）的批评——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卢斯似乎无视他的建议——和著名记者多萝西·汤普森尖锐的批评（“我不认为它足够好……不够现代”）。

朗维尔承认它“目前不那么好”，但是他深信不管怎样它“开始变得像一本图片书籍……一个该死的发明”卢斯也提出了批评，但是跟朗维尔一样深受鼓舞，因此他决定是时候出手了“我们将不再试验，”他说道，“我们将会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学习。

”1936年10月中旬，发行日的前几周，卢斯觉得现有的《生活》杂志员工并不足以应付眼前的工作马丁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依赖酒精，这使他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他开始辱骂同事（尤其是朗维尔，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编辑，尽管他的管理能力有限）。

几个月前，卢斯任命自己为总编辑（“任期不定，可能几个月或几年”），希望他可以替代马丁的空缺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计10月底，在一次灾难般的午餐（马丁醉醺醺地在其他编辑面前侮辱了卢斯）之后，卢斯突然将马丁踢出《生活》杂志把他赶回到《时代周刊》总编的老位置。

他称马丁是“一个最有能力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难缠的合伙人”，而且他显然希望——无视马丁酗酒以及骂人的恶习——再次成为《时代周刊》的首脑，而马丁能够变回原来的样子卢斯拒绝拉尔森和其他人的建议——彻底把马丁赶出公司。

卢斯对于赶走布莱特·哈登的侄子非常敏感，这也是对令人钦佩的哈登曾经存在的少数回忆，尽管在很多方面，卢斯已经允许这种回忆就此淡去与此同时，卢斯将比林斯调离《时代周刊》，只提前两天通知，让他到一个他称之为《生活》杂志“主要合伙人”和“副主编”的位置，并保留自己总编辑的称号。

作为时代公司中最有能力的编辑，比林斯顺利地过渡到处于筹备中的《生活》杂志的工作——尽管他本人对这一变动有保留意见“五点钟，”比林斯在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卢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接着告诉我《生活》杂志因为马丁的所作所为遇到了大麻烦……他认为他和我可以一起很好地工作……我为他的决定大吃一惊。

我对《生活》杂志的办刊哲理一无所知，一直专注于《时代周刊》，而且一直做得很好……然而《生活》杂志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全新工作——估计也更艰难我对卢斯的回复是：我愿意做任何他认为对公司最有利的事情几天后，随着比林斯开始他的新工作，卢斯给他下达了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指令：“我们已经为办刊理念忙了六个月。

从今天开始，管他什么理念——你得弄一个杂志出来”他说，第一期将在两周内发行《生活》杂志的第一期在一片仓促和混乱之中做了出来，因此之前的考虑很少被付诸实践对于卢斯来说，最后的几个星期是整合的时间：组建部门、制定规章制度、创造画面和行文风格。

对于比林斯而言“每件事情都是仓促而混乱……并且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做好的”对于其他员工来说，这段时间既愉快又让人疲倦对于局外人——包括其他时代公司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他们已经习惯了相对有序的编辑体系——《生活》杂志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就是彻底的混乱。

即便如此，在这几个星期里相当多重要的决定被做了出来并最终形成了今后数十年这本杂志的特征杂志的标志——位于杂志封面左上角，一个红色的矩形上简简单单写着白色的“生活”（Life）四个字母——而不是前期试验阶段使用的样式更为复杂的悬浮标志。

封面设计选用了单张黑白照片覆盖整个页面，其上只有标志以及底部标明出版日期和价格的红条纹——这也比之前曾经尝试的封面更加简洁扩大后的杂志实际尺寸略大于《星期六晚邮报》、《时尚》以及其他大版的杂志——这样做一方面是能有更多的空间来放置照片，另一方面也是确保《生活》杂志与其竞争杂志摆在一起的时候能鹤立鸡群。

编辑部也被建立起来，正如创立《时代周刊》时那样：国内以及国际新闻综述（《生活》杂志主要侧重美国或世界新闻前线）；百老汇戏剧、新电影或是电影明星的定期特写（后来被分别称之为“本周视点”和“本周电影”）；当前总统的照片，按时间顺序叙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活动；体育；科学以及非常受欢迎的“生活就是一个聚会”。

从第二期开始，一个长期板块——“用图说话”，得名于比林斯一次对卢斯开玩时笑说的话——成为每一期的开篇，内容不限，只要是编辑们觉得有独到之处的照片就可以多亏了比林斯的冷静和安抚，紧张的创新过程最终演变成仔细组装第一期的过程，首期杂志于11月13日付印，并在官方的出版日期，也就是1936年11月23日前几天上架。

它离完美相去甚远，没有后面几年《生活》杂志一贯的清新以及能带来视觉震撼的炫丽图片但是它吸引人、多变而且有趣第一期的封面是一张非同寻常的由玛格丽特·博克–怀特拍摄的蒙大拿佩克堡大坝的照片——也就是后来美国境内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照片中大坝纪念碑角楼正面的雕花隐藏在阴影中，简单得就好像抽象画——这张照片同时吸引了古代和现代建筑师这就在《生活》杂志的第一期庄严宣告了杂志是很有分量的杂志封面与该杂志的第一个重要“照片文章”呈现（麦克利什撰文）了因为建设大坝而繁荣起来的小镇佩克堡中的社区工人以及投机者——男人和女人因为新政项目被吸引到蒙大拿，但却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再现建设中的自由这一想象中的美国边界的背景之中。

这篇文章成为《生活》杂志中特别重要的一面——一张简洁但却能唤起人们联想的照片，描绘了远离城市的国际世界，这也是大部分《生活》杂志生活的地方在第一期，杂志还生动地描绘了（如果不是有点高人一等的话）巴西及其“迷人”而又“懒得无可救药”的人们；一组后来广受欢迎的画家约翰·斯图尔特彩色作品；一张关于一部大受好评的百老汇戏剧的照片（从最终的样板中结转过来）——照片中维多利亚·里贾纳充满崇敬之情的目光注视着“最伟大的女演员”海伦·海斯；另一张同样感人的、描绘冉冉升起的电影明星罗伯特·泰勒的照片；艾森斯塔特拍摄的位于旧金山专门针对中国移民创立的天主教学校，照片中的学生“斜着眼，一脸害羞”的样子，正在学“说‘very’而非‘velly’”；一则关于法国狩猎聚会的评论（“生活就是聚会”栏目的前身，在第二期中首次出现）；一张横跨两页的黑寡妇蜘蛛照片（也是从样板中结转过来），《生活》杂志自然故事系列的第一页；对沃利斯·辛普森·沃菲尔德被戴绿帽子的前夫的访谈。

但是可能第一期最值得铭记的图片是杂志前面一张整页的照片照片中有一个戴着外科口罩的医生，站在报刊亭前面，手里抱着一个新生儿标题写着：“开始生活”即使在第一版面世前，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生活》杂志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广告做得好、大量报刊报道、公司本身的名气综合作用的结果。

卢斯解释了创办《生活》杂志的原因，即大众对图片杂志的渴望“在短暂的吃惊之后就是深深的满意，”卢斯在杂志出版前数月给潜在订户的信中写道：“为了了解前期寄出去请求支持我们已经筹划多时的图片杂志的反应——一天内收到26 151份回复——

一周内收到72 955份——到目前为止收到162 450份，后面仍然源源不断——”他还说：“你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宪章订户”《生活》杂志第一期面世时有二十三万五千个订户——这几乎就是可以保证的最大供应量，而来自报摊的订单依然快速增长。

杂志出版后不久，发行经理报告说，由于预期中的订阅热潮提前发生，“每一家经销商都要求得到与《时代周刊》相同数量的《生活》杂志”“纽约一个每周只卖两份《时代周刊》的经销商下了个250份《生活》杂志的订单，”发行经理皮埃尔·普伦蒂斯（Pierre Prentice）写道，“所有的经销商……都疯了，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这么多数量的《生活》杂志。

”事实上，卢斯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准备好面对公众对《生活》杂志发行后的反应时代公司编辑收集的一些影像可以说明这本杂志第一周的公众反响：一家二手书店在橱窗上挂了个牌子，写着“高价求购《生活》杂志”；1936年12月版的《旧金山调查》上有一则经典的广告——“第一、第二版《生活》杂志3.5美元每本，有意者请在下午致电5927”；位于底特律的一家药店里面放了一本《生活》杂志，上面有个牌子——“已售罄，请在此处阅读”；经销商清单上，拉克罗斯，威斯康星，凯波特，新泽西的经销商排位上升了很多位，那里的经销商为熟客预留《生活》杂志（凯波特的经销商规定每个顾客每两周限购一本）；在一幅广告杂志上的漫画里面，一群生意人围着一张桌子，其中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说：“什……什……什么！你说你在四十二号路口的报摊上看到一本没卖掉的当期《生活》杂志？”一位洛杉矶的经销商致电时代公司说：“《生活》第一期引起了巨大的需求……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本杂志被卖得干干净净的情况。

我们失去了数以千计的销量，而且需求依然很旺盛”而这种反应并不少见向报摊投放的二十万册杂志在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有一部分在第一个小时就被买走了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纷纷致电发行商，称他们还可以再卖出五百本（辛辛那提），一千本（密歇根州，兰辛），一千五百本（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五千本（克利夫兰）。

“对《生活》杂志如此旺盛的需求在出版业历史尚属首例，”不知所措的普伦蒂斯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保证供应，那么以美元计算的《生活》杂志月销量在1936年12月将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杂志的销量我们根本没想到一本杂志第一个月的报摊生意会比《克里尔斯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三十年以来经过多年积累的销量还要大。

”但是一时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成功时代公司因为《生活》杂志巨大的需求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部分是由于定价的不合理——客户对因此带来的短缺非常不满，有阴谋论认为这种短缺是人为造成的，目的是提价；将《生活》杂志与《时代周刊》捆绑销售是为了提升《时代周刊》读者群的“诈骗行为”；更多人将大范围的短缺（持续了好几个月）视为一种无能的表现。

普伦蒂斯迅速地放弃了将《生活》杂志的分配与《时代周刊》销量挂钩的做法一些《生活》杂志的经销商受到指责，说他们得到了时代公司的优待，虽然普伦蒂斯坚持说这种指控是无中生有，但他还是故意减少了分配给这些经销商的《生活》杂志的数量。

然而，《生活》杂志大热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财务问题第一期《生活》杂志最初规划的印数为二十五万本，但实际发行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这就推翻了原先预算中产生适当利润的前提条件由于订阅和报摊的价格几乎是固定不变，而杂志上的广告价格又是一年确定一次，那么销量超过原先预计的二十五万本的部分很快就会成为赤字。

亏损金额很快上升到五万五千美元一周，卢斯估计1937年将亏损三百五十万美元时代公司内部很快就如何应付这一悲惨的胜利展开了辩论可能是为了减少亏损，也可能是他对自己的“工作进度”成为全国现象不是很舒服，卢斯本人一度倾向于控制读者数量。

但是大部分同事督促他承担亏损，按照时代公司财务总监查尔斯·斯蒂尔曼的说法：“在读者充分信任的”时候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的观点也得到拉尔森的支持于是卢斯很快就做出让步并且尽可能增加产量和提高广告费率。

到1937年年底，《生活》杂志诞生一周年的时候，其读者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比美国（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行一年以后拥有的读者的数量的三倍还多——与此同时，亏损持续增加为满足需求，增加供应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由于纸张严重短缺，印刷设备不足，目前使用的气体加热印刷辊经常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地不停运转，面临严重的火灾隐患这些因素都严重限制了《生活》杂志的印刷对《生活》杂志需求能否继续上升的怀疑与不确定性更是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每一次产量的增加都无法与需求的增加相匹配《生活》杂志的流行会继续么？需求会涨到什么程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生活》杂志在最初四百七十五本杂志一天内迅速被销售一空的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进行了一次实验几个星期之后，伍斯特得到两千本，很快卖光，接着三千本，四千本，九千本，最后到一万一千本。

每一次，这些杂志在几个小时内就告罄根据这些数字，负责发行的员工开始相信《生活》杂志的读者有可能达到六百万人，这一预计在杂志的最初十年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最初几个月对《生活》杂志的一部分需求，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因为稀有而带来的短期消费。

不过很显然，读者对这个杂志的胃口并没有被满足到最后，《生活》杂志在1937年亏损了三百万美元——这部分是由于公司为了增加产量而投入的一千万美元以及在纽约和芝加哥新增的五百名雇员产生的《生活》杂志开始发行后，时代公司在克莱尔斯勒大厦原本宽敞的办公区很快就不够用，因此公司很快就搬到其自己位于新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大楼。

支出快速膨胀的结果就是原本习惯于丰厚利润的时代公司当年的结余不足二十万美元“我们又穷了，”1937年年中，卢斯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再是一家有钱的公司……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做的，当然就是再富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就是继续提高《生活》杂志的新广告客户的广告费率，这样的事情自从杂志出版第一个月后开始已经做了很多次到1938年年底，这一费率比美国国内的其他杂志都要高——几乎比最接近的竞争者《星期六晚邮报》高20%。

很多广告客户在高费率面前退缩了，他们对在《生活》杂志上登广告的效果心存疑虑卢斯注意到读者并没有给予杂志以及广告足够的注意力，他们看杂志的时间比翻看照片多不了多少拉尔森深信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活》杂志读者群特殊性——这一群体没有明显的特征（收入、性别、兴趣爱好）——因此广告客户无法确定谁在看这本杂志。

为了帮助时代公司及其广告客户了解杂志的读者群，卢斯招徕了一群知名的调查研究员和统计分析员，其中就有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和艾尔·莫罗珀（Elmo Roper），来测量《生活》杂志的影响力以及最重要的，来确定到底有多少人是在真正地阅读。

这一由《生活》杂志资助、但在技术上独立的对“杂志读者的持续研究”（CSMA）在1938年年初的得到的结论是：《生活》杂志的影响力远大于其表面的读者数量；每一本杂志平均被十四个人看过，那么《生活》杂志的读者并非实际买杂志的一百八十万而是一千七百多万。

尽管竞争对手怀疑CSMA结论的真实性，但是《生活》杂志却在这一研究结论上大做文章，用以向广告客户表明这本杂志是无与伦比的广告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杂志的读者远大于其正常读者，这一有力的推断很快影响到整个出版界。

到1938年年初，《生活》杂志读者数量的增长似乎失去了动力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没办法卖出二百万本杂志”“假如我们为了卖出最后的十万本杂志来挑选题材以达到向广告商承诺的二百万的销量”卢斯担心这样会让《生活》杂志失去新颖性，它已经开始变得疲惫不堪，墨守成规。

一如既往地，一旦察觉到编辑上的缺点，他马上提了出来“我们不得不去弄更多吸引人的照片，”他抱怨道，“我们的读物必须健全……《生活》缺乏幽默”对于比林斯，那段时间对他简直是一种折磨，不仅是因为他感受到卢斯语气中的恫吓成分，更是因为卢斯的干预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卢斯进来，坐下，看了足足三十分钟版面设计，”比林斯如是描述他与卢斯的一次会面以讨论《生活》杂志的“结构与样式”，“然后他起身说道，‘我帮不了你——你不得不自己做出来’”卢斯的指示尤其让朗维尔不安，比林斯描述卢斯是“精神上的负担，只会讲大话”而朗维尔在卢斯表达他的观点时，“恸哭，叹息，诅咒，大吼大叫——清楚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沮丧。

”1938年年初，负责电影版块的《生活》杂志编辑约瑟夫·桑戴克（Joseph Thorndike）看到一段题为“一个婴儿的出生”的具有争议的纪录片，里面有实际婴儿出生的内容即使按照当时的古板标准，这段影片也是刻意低调。

这段影片由美国儿童局，美国妇产科、妇科、腹部外科协会及其他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赞助，是为了用来指导新妈妈如何生育尽管其证书无可挑剔，而且得到大部分的好评，却依然遭到强烈的攻击以及地方上的广泛禁播桑戴克建议《生活》杂志出版来自影片的图像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并以此挑战狭隘的内容审查。

卢斯尊重拉尔森和比林斯一致做出的决定，重笔浓墨地报道这一事件在杂志出版前不久，他们给所有订阅者写信，向读者保证整个故事将是“完全真诚和坦率的”，而且“所有的公众都应该看看”这个故事出现在1938年4月10日那期《生活》杂志上并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个失误，图片所附的文字平谈无奇，无可指责——或者正如广告商所说的，“完全有益身心健康”。

整个排版是“一长系列小图片”，比林斯写道，“这样就不会过于突出分娩的画面”分娩的母亲因为被布料遮盖在照片中几乎看不出来整个故事被松弛地绑在杂志的中间，这样不喜欢的读者可以拿掉或者扔掉，或者藏起来不让孩子看到。

尽管事先做了这么多预防工作，这篇文章还是招来了狂风暴雨搬的批评；尽管美国邮政局批准其通过邮递派发，却在包括纽约在内的几十个城市公开悬赏检举人以禁止报摊销售（这么做大部分是因为受到天主教组织的压力）拉尔森决定破解这一局面，经过安排，他在布朗克斯公开将被禁止销售那期杂志卖给一个侦探并因此被捕。

对他的指控在为《生活》杂志提供有价值的题材前很快就被撤销了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76%的公众认可这篇文章，4月10日那期杂志很快就销售一空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争论使《生活》杂志再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并最终以读者数量的上升而结束。

从“一个婴儿出生”那一期杂志开始，订阅读者以及报摊销量再次上升，在年中突破两百万之后继续增长一年之后，《生活》杂志的销量达到二百五十万册并最终产生利润（1939年上半年为九十五万美元）“《生活》杂志毫无疑问已经扭转了局面，”拉尔森在1938年4月底写道，“现在是时候顺势做大了。

”在最初的一两年，尽管大部分《生活》杂志编辑人员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好，《生活》杂志仍然取得了轰动效果，当然编辑们都对上面令人眼花缭乱的照片以及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故事和文章感到骄傲但是大部分编辑对杂志的整体感到不快——他们经常认为它枯燥无味，参差不齐，缺乏连贯性。

“我们都觉得这一期并没有它应该的那样出色”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吐露了自己的沮丧情绪，而这样的表达有很多“难道我们又下滑了么？”他在1938年2月问道当时读者的数量停滞不前“难道我们正趋于平淡？”“一期糟糕的杂志，”他在4月写道，“差劲的一周——差劲的杂志——回到家我的胃口都因为杂志变差了。

”比林斯并不孤单，变化无常的朗维尔经常因为平庸的版面和差劲的照片而爆发拉尔森偶尔会仔细翻阅某期杂志，抱怨太单调和缺乏想象力当时还是一位年轻员工的安德鲁·海斯科尔回忆道：“有很多个星期，大家都觉得这本表面上流行的杂志并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有时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糟。

”没有人比卢斯更加习惯性地不满于《生活》尽管比林斯接手后他就很少花时间参与编辑工作，但他仍然不断地过来看看，通常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参与工作驱使卢斯随意干预的动力来自他们制作样板时的相同的考虑跟其他编辑一样，他认为这本杂志还不好。

“文字看上去不够吸引人”他曾在给《生活》杂志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它“缺乏幽默”就算照片非常漂亮，“看上去也不总是那么漂亮”没有足够的“有个性的内容”，太多的注意力都被放在“《生活》杂志读者从来没听说过以后也不会听到的人身上。

”最重要的是，卢斯担心杂志缺乏“一种规划”或“一种模式”——一种应该展现出来的持续、一致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通过摆弄杂志的结构来寻找这种感觉：调整栏目，记录故事，尝试新的版式但这种努力除了带来混乱以外一无是处。

“卢斯是烦恼的来源，”比林斯抱怨道，“他不但无助于杂志的发展反而伤害了杂志的正常出版……他就像一个杂耍演员把所有东西往天上一扔——然后自己躲开，让我们接住那些掉下来的东西”卢斯同样频繁地试图通过调整编辑的职责来给《生活》杂志注入活力——比林斯以及其他人都认为这简直就是捣乱，尽管他们认为变动背后的意图并没有错。

不管卢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这本杂志的编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多年之后，他仍认为第一年的《生活》杂志“单调，缺乏新意”《生活》杂志因其对质量的关注而获益良多——包括它加在每个人身上去追求更好的压力。

但事实上最初两年的《生活》杂志并没有如他们创造者想的那么差，更何况它一直在稳步地改进“《生活》，”朗维尔后来说，“直到出版两年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杂志”但是就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卢斯和他的编辑们取得了相当的进步。

他们有意识地为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时代周刊》的写作风格，一种简单并且几乎自嘲的散文体，从而避免抢了照片的风头他们还形成了一种尊重照片完整性的传统与其他出版物不同，杂志和报纸都一样，它们任意地裁剪、修饰、改变照片，而《生活》杂志将它的每张照片都当作一件成品，并且很快放弃大部分期刊用来创造视觉吸引力的随机的形状和尺寸（环形、卵形或是其他的形状）。

编辑们很快认识到从美联社以及其他供应商购买照片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摄影团队，这些人的工作很快就主导了整个杂志《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一开始就是些非常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与《生活》杂志——现在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系列照片出版物——的关系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形象以及名声。

编辑们也很快明白《生活》杂志不得不建立一种架构——那就是需要让读者感觉到，他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随机拼凑在一起的相册从一开始，编辑们就已经致力于使用照片就某个重要或是有趣的主题创造“样张”，直到他们有自信可以创造有利的视觉报道作品，他们才开始完善这一技术。

在创造前后一致的栏目方面，他们就不是那么成功《生活》杂志从来就没有像《时代周刊》一样有清晰的组织可以预料；因为它的题材几乎没有限制，它也没有像《财富》杂志从一开始就有编辑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辑在如何取得“平衡”方面不断进步并且学会如何“排列”不同的故事，但是他们也认识到《生活》杂志的不落俗套正是其一大长处。

最重要的可能是，《生活》逐渐成为一个总体上严肃的杂志，致力于向那些不只简单地满足于文字信息而且还渴望重要事件的图像信息的公众展示当时最为重要的话题这感觉简单地说是一种有效的营销策略，通过这一方式就可以将《生活》与那些低质量的竞争者区分开来，比如早期的《看》以及《星期六晚邮报》。

但它也反映了卢斯本人固有的偏好——尤其是他创造的任何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服务这一信念当然，《生活》杂志里继续包含着轻松甚至一些无聊的娱乐题材，但是杂志正逐步将侧重点从表面的娱乐向越来越动荡不安的世界转变。

在时代公司待了些年头的每个人几乎都能感觉到《生活》杂志给图片以及公司内部文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很多人，包括卢斯自己都觉得曾在1936年遇到过低点卢斯的特别助理，杰克逊（C.D. Jackson）在他认为时代公司不稳定的时候写道，公司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怕的婴儿”阶段，当时“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有差错。

”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可能因为实践而犯错然后抛弃前面所做的，因为我们做了不能做的事情，总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打个比较绝对的比方，‘好吧，他杀了他的妹妹，但是他确实很可爱，他才’6岁——这些并不需要理性的解释”。

但是到1936年，他说，公司早已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成功的光环——事迹——两个耶鲁毕业生以及一切——开始渐渐地逝去”人们开始“羡慕地触碰”大获成功并且依旧年轻而又脆弱的公司，并开始越来越讨厌很多观察者认为的狂妄自大，有时又显得幼稚的风格。

“我们成为公众视线中的风暴中心”杰克逊继续说道：众议员和参议员讨论我们写的内容——罗斯福总统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在广播上模仿他的声音——共产主义者称我们是法西斯分子，而法西斯主义者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们的举止并没有改进，因为在早期我们无暇改进举止，相比良好的行为举止我们变得粗鲁莽撞……于是人们开始笑着直呼我们的名字，低声嘲笑我们的记者以及风格。

我认为第二阶段在沃尔克·吉布斯的文章发表在《纽约客》那天达到顶点卢斯和杰克逊也相信1936年是一个转折点，在公司历史上，那是“黄金时期”的开始这一切开始于英格索尔改变《时代周刊》的风格和语调的努力——清除其言语中多余的部分，减弱辩论的成分，使讽刺更加温和（他尝试去解决莱尔德·戈尔兹伯勒，但最终徒劳无功）。

如果时代公司确实进入一个新领域，那一定是因为《生活》杂志卢斯不管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开场合都指出，《生活》杂志开始显示其引人入胜之处，尽管它还不能带来利润这一杂志的成功，卢斯说，“将不仅能偿还时代公司支付的美金还能带来更多的回报”，那就是给它带来“善意……声望”。

人们可能会尊重《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他宣称但是，《生活》杂志是不同的，“这并不是一种爱或是恨的感情”，他后来说道：这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关系……“我喜欢《生活》杂志”，就跟喜欢《时代周刊》一样，你知道的，“我爱它”或者“为它而奋斗”……我曾经做了很多影响到整个美国公众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大主教还是卡车司机——他们似乎都喜欢它。

《生活》杂志的流行……广泛的流行——就个人而言，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它也对公司大有裨益，我认为，它让时代公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并消除了公司曾经遭受的敌意对于《生活》杂志的广受欢迎，卢斯的骄傲之情在1937年他给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这一群体的看法对这本杂志的将来至关重要）的演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年前，”他说：“……我们选择创造一份名叫《生活》的新杂志……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然这正是老百姓最想要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出版《生活》么？这不仅仅是我的合伙人应该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喜欢《生活》杂志……我像在法庭上一样站在你们面前，你们的法庭当然也是美国新闻拨款委员会……我请求你们应该在接下来关键的十年时间里至少为出版一份名为《生活》的杂志拨款一亿美元……你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

如果你们愿意，那么就能看到《生活》杂志，如果不愿意，那么就没有《生活》杂志”卢斯几乎毫不怀疑那些人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广告商在《生活》杂志上投的钱远远大于一亿美元，这使它成为美国最赚钱的广告载体但对卢斯来说，《生活》杂志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出版产品这一想法与它得到的经济回报同样重要。

让《生活》成为最流行、最受欢迎的杂志——“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周刊”一位热情洋溢的前编辑曾说道——已经不仅仅是它的创造者，也是支持它的广告商，更是数以百万计男性和女性读者的一项工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生活》杂志”？部分地，当然，一开始就在卢斯和朗维尔意料之中：人们希望看到图片。

但《生活》杂志只是众多展示照片的载体之一《生活》杂志巨大而又持久的流行魅力更多的是其理念、视角以及传递的信息的产物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多年以来，《生活》杂志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民族和世界的视角——通过杂志的摄影师、作家、编辑以及相当程度上其创造者所呈现的视角。

通常《生活》杂志每周会刊载超过二百多张图片（另有相当数量的鲜亮的广告图片）并非每张照片都值得记忆，排版也并非总是那么吸引人它并不局限于刊载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事件的寻常照片，一些照片会整齐地竖直排列并标上序号，从而引导读者浏览一系列相关的图片，并能起到暗示其内在联系更加便于理解的作用。

杂志开篇的图片按照惯例展示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并且总是以一种几乎机械的对称风格进行排布后来的《生活》杂志以巧妙，通常是令人目眩的方式展示图片而闻名，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的版面设计却是平淡乏味。

然而，《生活》杂志的影响，即便在其发行早期，也大大超越其版式方面的单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杂志摄影师过人的才干以及杂志编辑人员对照片的尊崇威尔逊·希克斯（Wilson Hicks）执掌杂志图片编辑多年，很多摄影师因为他冷酷，独断专行，常常骂人而不喜欢他，但他却是一个孜孜不倦的伟大摄影师，并且独具识人的慧眼。

首先他发自心底相信照片的重要性及感染力，他曾经说，照片承载着“杂志创立之初的理念和信仰……《生活》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待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它一直有所主张，打一开始就加入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心的战争”《生活》杂志展现照片的灵感之一来自——没有被其编辑承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纪实摄影在美国的迅速发展。

这一新题材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摄影分部的众多作品——其照片的质量可媲美当时的《生活》杂志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本·沙恩（Ben Shahn）、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以及其他FSA项目的参与者将照片视为一种能够推进社会变革的载体。

通过记录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不公，他们以照片为政治武器，通过在报纸以及政治杂志上刊登这些照片，并允许修改这些照片来增强其政治感召力，以此希望能够推进新法案的执行并促进社会公正他们深谙照片在传达某种无懈可击的“真相”方面的力量，同时操作画面来传递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

很多FSA及其他纪实摄影师，致力于揭露不同的内容，他们描绘压迫、苦难，或者——在沃克·埃文（Walker Evan）及其他人的作品中——高贵的坚忍这些照片可能严酷，乃至骇人，或者恭敬、赞美，但总归是来表达“其他的”局外人总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鲜事物并将其称之为“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股思潮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玛格丽特·博克——怀特1937年拍摄的一张（并非特意为《生活》杂志拍摄）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一群受灾的非洲裔美国人排队等候领救济食品的照片，博克——怀特特意将一块展示快乐，穿着体面的白种中产家庭坐着敞篷汽车的广告牌拍摄入内。

广告牌上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世界最高生活水平……没有比美国方式最好的了”这样充满讽刺意味，尖刻，旨在激起义愤的照片——从来没有在《生活》杂志上出现过相反，《生活》杂志将纪实照片的技术用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目的。

它抛弃FSA照片中针砭时弊的特点取而代之以“可爱”、肯定、令人愉悦的基调“我认为《生活》杂志，与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并不是……沙文主义的，”朗维尔说，“它爱人民，爱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它要反对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

但是它是一本伟大和友善的杂志它——好吧，我们喜欢狗，我们喜欢高山，我们喜欢风景，我们喜欢历史……我们喜欢教育，我们认为艺术很好”美国之于《生活》杂志，正如其对卢斯那样，占主导的并非差异、分歧以及排外美国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不论差异多大，都是由一种具有共同价值观念和希望的特有的美国大众组成。

这样的画面从杂志的风格和外观可以看到，而从其选择的标题也能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活》杂志成为庆祝伟大的中产阶级及其新的郊区文明的笑脸然而，在它创立的第一年中，它却更多地聚焦于社会的极端——一方面是富贵与权势，另一方面则是FSA摄影师们所记录的那些人群。

但是它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表现差异而是为了肯定美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统一《生活》杂志正面的影响力，包括其观点从杂志的第一期就足见一斑——关于蒙大拿州佩克堡大坝的工人的封面故事，其主题是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他们甚至连政府专门为安置他们建造的定居点的低廉的房租都负担不起。

很多工人不得不搬到临时搭盖的棚屋小镇，而这些小镇也很快就人满为患麦克利什写道，“酒吧老板、江湖医生、笨手笨脚的药剂师、无线电技工、加油站经营者、穿着轻佻的妇女——一群失业大军因为新政提供的工作来到荒无人烟的平原。

”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当然要比纪实照片中那些真正的下层居民要过得好些他们有工作，有地方住（尽管只是很原始的临时建筑），并且手头至少有钱可花但是他们的保障却非常脆弱——受一项公共的工程项目雇佣，工期有限，背井离乡，常常还得努力养活远方的家人。

尽管在《生活》杂志笔下这是一个野蛮而又混乱的社区，但是其他内容的口气完全是友好而且轻松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一个充满野性的西部”标题的语气非常活泼文章开篇是一张从空中拍摄的棚屋小镇的照片，后面还提供了走近后肮脏的棚屋区的照片。

照片中的当地居民在旅馆和酒吧里，开怀大笑，喝酒调情工人们出现在大坝这一巨大技术奇迹之中，封面照片中，纪念碑底部的人影是那么渺小“在蒙大拿第一个救济项目中的生活就是一场被付薪日轻轻推动的盛会，”麦克利什乐观地写道，“人群中既有大学生也有流浪汉。

”一个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在一家酒吧里面当保镖，“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希望成为一位足球教练，但他正在学习历史以防万一”《生活》杂志的故事，毫无疑问是对新政的一种颂扬，但是它也是庆祝“美国梦”不死的赞歌《生活》杂志决意和解还可以从1937年一篇关于印第安纳州曼西的照片文章中看出来——这个中西部的小城市因为社会学家罗伯特和海伦·梅里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在其1929年的经典作品《米德尔敦》（Middletown）而有点小名气，他们将曼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与三十年前的文化进行了比较。

尽管他们的书公正、学术，但事实上却是为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而不断腐蚀和缓慢转变的文化而哀悼《生活》杂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之所以对曼西产生兴趣是因为林德回到这一城市以检验大萧条对这一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们在1937年研究的报告“变迁中的米德尔敦”中写道，曼西“已经在灾难中飘摇了近六年，这其中不仅包括人们的价值观还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它的居民正努力（通常是徒劳地）维持大萧条前的希望。

《生活》杂志关于曼西的文章援引了《米德尔敦》的内容，甚至故意将刊登这篇文章的时间放在与林德的新书出版的日期差不多的时间但是杂志对曼西的描写与林德的书相比要更加光明它对曼西的描写有点类似于一个田园小镇——一位理发师微笑着给顾客刮脸，旁边是一栋栋整洁的中产阶级住宅，一条林荫大道之后优雅的房子属于“慷慨”的鲍尔一家，他们家族控制着这座城市的主要工业（鲍尔罐头瓶厂）以及银行、报纸和政治。

《生活》笔下的米德尔敦是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住在舒适的中产以及上层阶级房子，被书、玻璃藏品、宠物以及孩子环绕即使在一户“底层”家庭的照片中，年迈的夫妇轻抚他们的狗，照料养在破旧的厨房中到处“找食吃”的小鸡。

曼西“仍在运作”的猎狐场所，身着套装的狩猎成员聚集在一起聚会、用餐，一个妇女“会话俱乐部”已经活跃了长达四十年之久尽管遭遇萧条，《生活》杂志写道，“这些真挚的内陆人民依然进行着习惯的中产阶级活动，依然坚守着他们的美国梦。

”《生活》杂志描写美国人生活和文化的范围是广泛的，但其诚挚、乐观、包容的风格大多是在其关于佩克堡大坝以及曼西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在《生活》杂志中，富人也不会跟其他人不同，只不过过得更加舒服但是同样地，《生活》笔下的穷人，少数民族乃至畸形人或是不善与别人共处的人们也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心地善良，怀抱一个共同的梦想，努力做到最好。

这使得《生活》时常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殷勤的朋友针砭当前社会秩序的一根刺但这也使得《生活》成为最为宽容的出版物（至少在其对美国人的描写方面），只是偶尔温和地挑战一下阶级和种族歧视几乎每期都会出现的“聚会生活”栏目因其对美国民众如何自娱自乐提供了广泛而又积极的视角，因此大受好评。

这个栏目所描绘的聚会很多是面向社会精英的，例如由美国石油协会举办的“石油人宴会”；为费城主要的上层家庭举办的初次社交舞会；泽西爵士和他在美国出生的妻子在乡间别墅举行的豪华化装舞会；在南卡罗莱纳州“最古老、保存最好”的种植园举行的猎鹿午餐会；由巴兹·拉思伯恩和玛琳·黛德丽举办的一场好莱坞化妆晚会。

但是《生活》杂志介绍的聚会的社会和地理范围极为广泛，以一种包容和正面的视角来介绍“聚会中”的美国人民，并试图模糊富贵名人与寻常百姓在娱乐上的差别《生活》笔下的聚会包括威斯康星州小镇安提哥一所高中的班级舞会；洛杉矶举行的一场盛大的野餐聚会，参加的男女人数多达四万人，大部分是从爱荷华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工薪阶层；纽约罗斯兰的夜晚，在一家舞厅里一位单身男性只要花十美分就可以与女性雇员一起跳舞；萨沃伊的傍晚，有一个舞厅专门面向“哈勒姆男孩和女孩……被黑人精英所唾弃……是快乐大脚之家”；甚至还有三K党（Ku Klux Klan）在乔治亚州石山集会的照片，展现了这些不愿意宣誓的三K党人，“尽管有时行为充满破坏性，但通常与异装癖者没什么差别。

”在那些极不寻常的系列“社会事件”中还有了一场底特律女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静坐罢工对于《生活》杂志来说，某一个事件的政治或经济意义远不如“女生”话题来得有趣《生活》杂志描写她们如何滑下楼梯，烫卷头发，“愿意为商店里的金丝雀效劳”，享受这一与妇女联谊会具有类似氛围的“最新型的短途旅行”。

《生活》杂志对那些本身就模糊阶级界限的聚会格外有兴趣——一些普通人模仿有钱人舞会的样子，身穿正装，聚集在旅馆的大厅或是高中的体育馆里；同样地，那些有钱人参加的聚会中，客人们打扮得就像农民或当地的佣人一样。

《生活》杂志曾以其描写的派对的范围而自豪：“大学家庭聚会，缝被子联谊会，军队舞会，教堂的晚餐聚会，时装秀，足球集会，印度节日……酿酒商大会，黑人石匠聚会……科幻小说迷大露营”但是这些多样化与《生活》杂志更加重要的任务是一致的，那就是描绘美国人民本质上的统一与共有价值。

《生活》杂志“参加”的聚会，不管在哪里进行，有哪些人参加，都“很好很有意思”，“极具娱乐性”，“很有趣”，“一次欢乐的聚会”《生活》杂志总结说，所有的美国人民，无论他们的出身与背景如何，都知道如何拥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生活》杂志几乎称不上是促进宽容与多样化的先驱它乐于跨越阶级的鸿沟，但对种族和性别差异却不是那么宽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活》杂志几乎没有关注过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相对而言，它不那么频繁地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描写，从来不会带有敌意或是公开的种族歧视，但是其编辑却接受了很多当时对黑人的印象。

黑人经常是有异国情调的娱乐演员［音乐家“莱德·贝利”（Lead Belly）——在一篇名为“坏黑人成为好歌手”文章中——他年轻时曾两次被判谋杀；黑人社区舞蹈家表演的新近流行的“林迪跳”其中的“原住民风格与优雅的姿势没有哪个白人可以模仿”］，或是在社会和官方事件中默默无闻的佣人，富裕的白人总是众人的焦点。

《生活》杂志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描写中最为野心勃勃的莫过于1938年的一篇特写：“黑人：美国也有少数民族问题”，其照片由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摄，极具感染力文章表达了卢斯及其编辑们看到种族歧视后发自内心的沮丧，同时也揭示了黑人团体在他们看来是如此不同与不相关，尽管他们宣称美国人民是无所不容的。

《生活》声称，种族歧视是“对美国人所崇拜的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信念的最大的斥责”但是伴随这一高尚情感出现的材料却经常让他们无所适从一张描绘在密西西比河岸劳作身影模糊的黑人照片被冠名为“拖着驳船，提着货物”。

“孩子需要新鞋子”则是另一张描绘一个人切肉丁场景的照片标题“必须谨记”编辑以快乐、带有优越感的语气写道，“黑人可能是在美国最爱群居的人没有什么比一所大房子、带有金穗的制服以及高级好听的头衔更让他们高兴的了。

”女性的照片在《生活》杂志中自然无处不在，而且有时她们是权力、成就和才能的代表，但女演员和其他女性艺术家例外，《生活》杂志很少描绘工作中的女性杂志对有权势女性的兴趣仅限于王室成员《生活》杂志第一期出版时适逢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爱德华八世退位（以及他与沃利斯·辛普森成婚）与乔治六世的即位。

《时代周刊》与《生活》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即位和加冕仪式（两个杂志都有相当数量的英国读者，而且事实上这些人之中有人掌握着关于爱德华八世罗曼史的消息——英国的报纸当时不允许报道相关内容）尽管《生活》杂志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报道，但在杂志创立之初的前两年，它对掌权的三个国王的关注相对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最初，玛丽皇后，也就是乔治五世的妻子，是众人关注和称颂的焦点，因为她在服丧期间领导整个国家并在退位危机中指引皇室走出困境渐渐地，众人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伊丽莎白皇后——乔治六世的配偶，在爱德华退位的第一年她两度登上《生活》杂志封面（国王不仅没有上封面，而且其加冕礼的照片也几乎没有出现在《生活》杂志正文中。

《生活》几乎把报道的重心全部放在新的皇后身上）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则是另一个《生活》杂志青睐的对象然而早期《生活》杂志上最为常见的女性形象，却是与社会、时尚以及性有关《生活》杂志有意不让自己成为一种“以表现裸体女子为特色的杂志”，它的编辑们很不屑于那些他们认为低一等的竞争对手，例如《电影故事》乃至《看》，这些杂志严重依赖“女性色情照片”来推销自己。

但是《生活》杂志本身也很少会错过那些能够委婉展现色情照片的机会，当这些照片可以用来表现一般看来严肃的特别报道1938年某期封面中宣告“女背心回来了”，当时时尚界引入了新的花边内衣，这就给《生活》杂志一个可以刊登“胸部丰满的年轻女性”穿着新内衣的照片的借口。

在一期介绍未来运动泳衣试演的杂志中，《生活》刊登了一篇关于女性沐浴套装的特别报道来推介1941年佛罗里达的“海滩季”——一对迷人的模特展示在当时看来极具挑逗性的两件套装吉尔伯特内衣学校的主要客户是滑稽戏院，该校却成为一个女性该不该穿内衣大讨论的导火索。

看上去确实不像做学问的康妮·芳劳“教授”展示了内衣的“错误”穿法，而另一个“教员”演示了“能吸引人的内衣穿着技巧”（之后的一个特别报道为男性提供了类似的建议）一个关于正确的姿势的课程，演示了好莱坞是如何教育男演员接吻；表现最新时尚所需要的频繁演示，更是借提供最新消息和建议，为描绘女性身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男性的身体也常常得到展示，特别是一张华盛顿大学足球队后卫洗澡时全裸嬉闹的全页照片）。

编辑人员对《生活》杂志刻画女性及其对女性并不确定的青睐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他们坚持不懈地收集他们读者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显示，阅读《生活》杂志的男性要多于女性“我并不认为女性及其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卢斯在1944年抱怨道。

后来，他让研究人员中最资深的女性玛丽·费雷泽为代表回答“为什么女性对《生活》杂志失去兴趣”？她总结说，可能是因为“那些封面上的女孩或女性读者不喜欢初入社交圈的女子以及公众追逐的年轻女明星像这样被展示”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去掉性的成分转向家庭生活。

“来一篇介绍饮食的文章如何？”她建议道，“我希望看到关于厨房及其平面图的照片……对于女性来说厨房是最重要的”这些吸引女性读者的处方正是《生活》杂志在做的《生活》杂志上偶尔出现的淫秽照片曾经远比赞扬女性对家庭和社区所做出的贡献来得重要（只有很少会在男人占据主导的工作或政府机关发挥更大的作用）。

《生活》杂志上女性不再是时装模特或是女演员，她们大多是妻子、母亲、女儿、女朋友、社会名流、女大学生以及消费者在关于名人的介绍中总会有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忠诚的女性的照片及介绍——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继女抱着一只小猫；作曲家西贝·流斯（Jean Sibelius）的妻子招待来自耶鲁的歌手；美国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妻子为她的丈夫制作剪报本；亨利·福特（Henry Ford）稳重的妻子（“她和丈夫一样对古董有兴趣”）陪着他参加社交活动。

“本周照片”栏目中有一张照片，描绘的是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亲切地与制片人赛缪尔·戈尔德温（Samuel Goldwyn）谈论她是多么乐于见到儿子吉米（Jimmy）“在好莱坞风头日上”。

女大学生通常不是被描绘成学生而是联谊会上的新面孔（正如在一篇关于堪萨斯大学的特别报道），“自己煮饭打扫以节约开支”，报班学习如何为小孩子穿衣服，“憧憬着找一个‘山上’的丈夫”杂志最初的十年几乎没什么变化。

“我希望能看到一个关于女孩子的合集，”卢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最后一个月提议，“我们的士兵和水手的姐妹、妻子、甜心或是潜在的甜心”《生活》杂志历史上可能最为著名的照片——延续了《生活》对女性一贯以来的态度——就是艾森斯塔特在VJ Day（Victory Over Japan Day）于时代广场拍摄的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水手抓住从身边经过的年轻女子热吻的照片——以此象征从战场归来的男人如何找回他们所爱的或至少所想要的女人。

《生活》杂志中很少见到萧条——即使有也通常会出自关于新政或是私人部门改善计划的乐观故事中相反，杂志把它的目光锁定在未来与《财富》杂志一样，它爱上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所代表的进步的观点洛克菲勒中心——这一耸立在曼哈顿中心极其大胆、复杂的现代建筑结构，即便在大萧条时代——也是杂志的最爱，正如卢斯决心在它完工后不久就将他的公司搬入这个建筑时所反映的那样。

与《财富》杂志一样，《生活》杂志颂扬技术进步：能更有效传递能量的蒸汽涡轮；改变地貌和经济的大坝和水力发电站；诸如偏光片（“新的奇迹”）之类的技术创新，改善或者至少改变个人生活的消费品的创新《生活》杂志一直以来也非常热衷于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和居住的家庭——一贯以来强调进步与改进。

1937年《生活》杂志热情颂扬新政通过极为有利的借款政策帮助中产阶级家庭购买“五千美元的梦想之屋”《生活》指出，“中产阶级美国人中五分之四的人会愿意拥有自己的房子”随后介绍了一系列不同的郊区房屋，但是寻常的郊区房屋设计并不是很多美国家庭所能触及的。

事实上，杂志本身在一年后也成为国内前进车轮的参与者，当时《生活》委托“知名的美国设计师”为年收入两千到一万美元的家庭设计八款新房屋，这一收入范围涵盖了大部分中产家庭（公司也雇用了一位瑞士设计师制作了一些简单、漂亮的家具，从而完整地诠释《生活》杂志对中产阶级所谓舒适的理念）。

《生活》杂志帮助建造了每一种设计的样板房——其中除了由爱德华·督瑞尔·斯通设计的结构完全现代化外，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殖民地和好望角风格“生活房屋”的平面图及模型以很平易近人的价格提供给数以千计的家庭，在不到一个月就有十九栋基于这些设计的房屋开始动工。

“全美的房屋中，”《生活》杂志报道，“年轻人和老人们正使用这些样板来设计他们自己的梦想之屋”尽管卢斯和他的同事们声称《生活》杂志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喜爱——来自不同阶层、地区、信仰、种族以及背景的人们都被杂志所吸引——但他们深知其读者群大部分是中产阶级。

如果对此有什么疑问，那么他们自己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其读者群越大，其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就越大一份1950年的调查［由阿尔弗雷德·波立兹（Alfred Politz）调查公司进行的对读者群的较为可信的系列调查报告的第一份］表明《生活》杂志的读者中有三分之一属于美国最富裕的百分之二十的那部分人，其中不到百分之十的读者属于最贫穷的那部分人。

读者比例随着经济阶层的降低而降低读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对《生活》杂志的兴趣程度也呈现出类似的相关性接近百分之四十的读者至少接受过大学或以上的教育（当时很少有美国人上过大学），只有百分之七的读者来自于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受教育年限不足四年的人群。

《生活》杂志的读者中城市人口远远大于农村人口，来自北部的要远大于来自南方，而且年轻人多于年老的（《生活》杂志读者的年龄分布中第二大的为十到十九岁年龄段）波立兹是一家独立的研究调查机构，它受时代公司的委托对其“受众”进行调查并发布内部报告。

在之后的十年里，对读者群体的类似调查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生活》就是美国人的一面旗帜”摄影师约翰·洛恩加德在杂志社工作多年之后写道小说家威廉·布林克利在1961年写道，它是“美国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卡尔·迈当斯在他自己为《生活》杂志拍照期间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对于寻找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美国曾经影响了我们，每一周我们又影响着美国”但是并非每个人，甚至在杂志社工作的人也不全然相信，《生活》所描绘的世界是完全真实的。

很多摄影师和作家因为受不了《生活》杂志过于温和的乐观情绪逐渐大批出走（成立于1947年，非常重要的摄影团体“大酒瓶”的创始人中就有很多是醒悟后离开《生活》的）“我没有必要再在《生活》杂志待下去并面对事实。

”摄影师约翰·莫利斯回忆早期身在《生活》杂志心却在外时说“我们与其说是记者倒不如说是演员摄影师根据‘剧本’工作，故事则是‘演出来的’”不管他们喜欢或是不喜欢，《生活》杂志具备一定的文化权威确是不争的事实。

它立志以一种劝诱的方式描写美国人所经历的生活；它成功地创造出符合杂志创造者预期的、富有感染力的中产阶级画面，并且丰富了大部分已经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读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主流的社会元素完全被《生活》所涵盖，而且与杂志（及大部分读者）的观点一致。

在一个被萧条、偏见、社会骚乱以及战争阴影笼罩的世纪中，《生活》杂志向世人展示了一副因为相同的“美国梦”而团结在一起的民族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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