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9-02

引言:俄罗斯电影曾在世界电影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电影似乎风光不再，很难再有诸如《雁南飞》、《伊万的童年》之类的佳

 

文丨九万编辑丨九万引言：俄罗斯电影曾在世界电影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电影似乎风光不再，很难再有诸如《雁南飞》、《伊万的童年》之类的佳作出现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1990年代后的俄罗斯电影过于淡化以往的历史，使得俄罗斯电影成为无水之源。

不过近年来一些年轻导演正在努力重现俄罗斯电影风貌，在这其中亚历山大·科特拍摄的《布列斯特要塞》尤为引人注目这部电影不仅从情节上呼应了早期俄罗斯电影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回忆，同时也从艺术上彰显了一种坚韧不屈、在困境中奋起反抗的俄罗斯精神，实现了民族记忆与民族精神完美的统一，并将历史记忆具化为当下俄罗斯人的集体认同，以电影呼唤民族精神的复兴。

一、多难的民族遭遇与逆境中的俄罗斯精神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特点，是它的本质”萨义德也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写到，“我不认为作者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决定，但是我相信，作者肯定处于他们的社会历史当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被这种历史和社会经验所塑造。

”两位理论家不约而同地揭示出了生活/历史对艺术的重要影响，而《布列斯特要塞》中所宣扬的俄罗斯精神，正是根植于俄罗斯的民族历史之中。

俄罗斯民族有着一段惨痛的被欺凌历史，他们先祖建立的基辅罗斯因为坐落在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处，所以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在13世纪，俄罗斯民族就先后遭受过蒙古骑兵、德意志骑士团和瑞典封建主的侵略；在19世纪遭受拿破仑的入侵，莫斯科也被法军纵火烧毁；国内战争时期新生的苏联政权遭受了多支外国干涉军的攻击；二战中更是遭遇了德国的突袭，在战争初期就丧失了半壁江山。

但是俄罗斯人民却从未放弃过抵抗，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中不断锻造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呢？笔者觉得可以将其总结为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以坚贞不屈和坚韧不拔的反抗意识为表征的民族精神。

但是遗憾的是，这种俄罗斯精神在后苏联时期被逐渐淡化电影《布列斯特要塞》的出现，似乎是对这精神的一次艺术层面的召唤《布列斯特要塞》的故事取自前苏联二战历史中的一个小片段，即布列斯特要塞之战1941年6月22日凌晨，一小股纳粹德军身穿苏联军装混入了布列斯特要塞，对苏联进行突袭，随后德军集中12个炮兵营和重炮重点轰击布列斯特要塞。

整个要塞在德国的猛烈炮火攻击之下几乎沦为废墟

要塞的守兵在经历最初的慌乱之后，开始奋起反击8000名英勇的苏维埃红军在武器短缺、建制混杂、牺牲巨大的情形下，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于弹丸之地牵制了数十倍于自己的德军兵力达三十天之久两千多名苏军士兵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大部分苏军被俘，而剩下的士兵依旧在做零星抵抗，直到一年后最后一名在地道里坚持战斗的士兵才被俘，面对德国将军的审问，他的回答是：“将军，现在您知道一俄里有多远了吧？”而此前德军宣称这个距苏德边境仅一俄里的要塞一个冲锋就能拿下。

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已经为电影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不过如实记录或者再现历史绝非导演的本意亚历山大·科特对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再现，其实也是别有一番用意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民族迅速从冷战时期的两级中的霸主地位，沦落为一个新兴的寻求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举步维艰的经济探索也挫伤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他们需要一些能够振奋人心的东西，而布列斯特要塞这场在逆境中坚韧反击的故事，正好迎合了整个民族希望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重回往日荣耀的心理。

亚历山大·科特通过在电影中建立有效的文化符码，最终将历史与电影达成完美的统一，将孤立性的事件中所折射出的民族精神与群体性的民族记忆有效缝合，从而唤起了观众对那段历史的集体共鸣二、硝烟与废墟中的民族英雄符码。

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书写曾经的历史折射的正是导演对待那段历史的态度《布列斯特要塞》影片开始的字幕已经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为了纪念那些在布列斯特要塞战斗过的英雄，以及告诉人们，谁守护了我们的祖国。

”这段话已然表明导演为普通战士树碑立传的决心

影片在一开始就以黑白影调展现了布列斯特要塞遗址的惨败景象，随后镜头以红军小学员为视点，慢慢向观众展示了整个要塞的全貌我们可以看到在田野里肆意驾马狂奔的士兵，也可以看到军官一家人在假日里的闲适生活，更能看到普通群众们在广场上纵情歌舞，整个布列斯特要塞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氛围。

但是正如电影当中红军政委福明给妻子写的信所说的那样，“要塞很平静，但是战争从不安分”，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向这个要塞偷偷袭来。

战争的爆发对大部分苏联人民来说是毫无预兆的，人们普遍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会带给他们和平，所以当布列斯特要塞守军团长加夫里洛夫告诫内务部军官，要提防德军的突袭时，没有人引以为然，因而当战争爆发时人们还误以为是演习。

不过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军官们迅速行动起来指挥士兵作战，政委福明及时在霍尔姆门封锁了大桥，顶住了从南部的沃伦要塞方向杀过来的德军，少校加夫里洛夫在东部壁垒组织溃兵就地布置起防御，中尉基热瓦托夫在边防军营房内指挥苏联士兵向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此时的苏军编制混乱、装备不全，许多士兵举着凳子、铲子就冲出了营房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尽管如此，苏联士兵还是成功地阻击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但是随着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出现，以及重磅炸弹铺天盖地的轰炸，布列斯特要塞最终失守。

布列斯特要塞战役对于苏联乃至当今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必将失败的战役，然而苏军士兵在面对强敌时的不屈精神，却让这场失败的战役得以世代传诵导演通过一场场大大小小的战斗，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刻画出了一个个无比真实的苏联英雄。

我们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和妻子并肩作战并一起赴死的苏联军官，也能看到用自己血肉之躯压下手榴弹保护儿童的普通士兵，更能看到明知道必有一死仍众志成城的全体战士当战败的苏联士兵仍旧对着德军拉起欢快的手风琴时，俄罗斯士兵面对侵略者的那种坚韧不屈与反抗到底的俄罗斯精神显现无遗，导演运用现代光影技术，对那个时代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一一再现，在硝烟和废墟中勾勒出了苏联人民英雄群像。

亚历山大·科特在《布列斯特要塞》中回应了福柯的质疑，通过塑造卫国英雄的文化符码来构建起整个二战时期的俄罗斯形象，以俄罗斯精神永远不可战胜的神话描述，来重新缅怀革命先烈，“一部影片的意识形态不会以直接的方式对其文化进行陈述或反思。

它隐藏在影片的叙事结构及其采用的各种言说之中，包括影像、神话、惯例与视觉风格”人民英雄符码的塑造与俄罗斯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在此得到了有效的契合，其展现的不仅仅是对民族历史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民族精神的推崇。

这种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其实与俄罗斯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必不可分

自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民族似乎处于一种认同困惑当中，从国家意识形态上来说他们已经抛弃社会主义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却又处于一个尴尬的“他者”地位，不管是早先的“北约”还是后来的“欧盟”，俄罗斯民族似乎总是难以得到他们的认可；

从民族文化起源上讲，俄罗斯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既是东方，也是西方的但是事实上西欧从来没有把俄罗斯人当成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面对西方，俄罗斯是东方；而面对东方，俄罗斯又成了西方的”这样的文化认同冲突到了新千年之后，表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重建民族认同，唤起社会的集体认同感显得尤为重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达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布列斯特要塞》中英雄群像的塑造，正是试图以卫国战争中战士们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来唤起当下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俄罗斯人民的集体认同。

三、战争中的儿童成长叙事与民族记忆书写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昂·德拉热在《历史学家与电影》一书中写道，“电影人与历史有着两种关系，一是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主体，他本人就是现实生活的化身另外一种是作为一个参与或未参与历史事件的局外见证人，以影片再现现实。

”

《布列斯特要塞》似乎是二者皆有，导演以局外见证人的身份，以一个幸存者的儿童视角，来讲述布列斯特要塞战役的全貌，从而获得一种口述历史的真实感而这一特殊视角的选择，也引出了这部电影另外一种饶有趣味的叙事方式，即战争中的儿童成长叙事。

战争中的儿童成长叙事并非《布列斯特要塞》首创，其实早在1962年，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就拍摄出了名垂史册的《伊万的童年》，而我国导演崔嵬1963年拍摄的《小兵张嘎》也成为无数中国人童年时代的记忆。

不过由于拍摄时代不同、国情不同，这些战争中成长叙事却又表现出不同的叙事企图，在这些不同的叙事欲望背后，也折射出了不同导演对如何书写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思考。

《伊万的童年》中儿童叙事的选择是为了突出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谈及这部电影时这样说道：“《伊万的童年》用一种暗暗的、平柔的，但又极具爆发力的方式提醒我们这一切一个孩子死了我想，在某种意味上，这个年轻导演要讲的，是自己和那一代人。

不是讲这些骄傲而坚强先驱的牺牲，是讲他们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童年和命运”而在同时代拍摄的《小兵张嘎》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在战争中成长的故事这是一部充斥着浪漫主义革命想象的电影，电影中的主人公张嘎与伊万一样遭受了与亲人的死别，但是影片用“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回避了儿童直面战争的残酷性，以儿童成长的故事来讲述革命战争记忆。

张嘎以痛苦的寻找历程为开端，以他置身于盛大的胜利仪式场面为结束这种成长叙事的讲述同样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整个社会洋溢着“再生”的喜悦，因而这种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成长叙事也就不足为怪了不同于《伊万的童年》中的人道主义悲观情绪，也不同于《小兵张嘎》中的革命主义的乐观精神，《布列斯特要塞》中的儿童成长叙事选择了一个更为沉稳冷静的叙述模式，电影中的儿童在战争中完成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

阿基莫夫和他的哥哥双亲早年战死，他们被抚养在军营之中。在战争初期阿基莫夫还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但是当战争爆发之后，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小战士。

如果说第一次他挣脱中尉基热瓦托夫去寻找安雅，还有着保护玩伴的任性成分的话，那么当他第二次挣脱中尉基热瓦托夫就有着明确的使命感：他要出去为抵抗纳粹的苏军寻找水源传递信息在枪杀一名纳粹军官之后他彻底完成了自己的成人式，从一名无忧无虑的儿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士兵。

阿基莫夫不仅在战争中成长，同时也在战争中记录历史影片最终缓缓回到现代，我们看到了老年的阿基莫夫在纪念碑前默默地奠基布列斯特要塞英烈时，历史和当下得到了融合

《布列斯特要塞》中儿童成长叙事的运用，让这部书写民族记忆的电影获得了犹如纪录片的质感儿童亲历者的视野，巧妙地将“历史记忆”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使电影中极力彰显的“俄罗斯精神”顺利地完成了从“过去”到“现在”的传承，同时“经历战争的儿童”也成为抽象的“俄罗斯精神”的具体展现，阿基莫夫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仅如此，阿基莫夫也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和民族精神的传承者马里·J·瓦尔德斯在《诗意的诠释学》中写道，“拯救一个民族，使其从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的自我毁灭的绝境中挣扎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去恢复讲故事的艺术，并且一代接一代地将之传授给将来有可能重新发现他们已经失传了集体身份的后代。

”

阿基莫夫在这里无疑担当了这样的角色，在电影中阿基莫夫并非一个孤独的个体站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牌前追忆往事，他的孩子也在一旁陪伴着他，阿基莫夫也成为了民族历史的讲述者由此整部电影的儿童成长叙事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轮回：英雄会老去，但是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却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历史发生在过去，却存在于现在，指引着未来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直在经历着社会与精神的双重动荡，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俄罗斯人也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到精神的复兴苏联卫国战争体现了俄罗斯人坚贞不屈的民族意志和坚忍、豪迈的牺牲精神。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穿透俄罗斯人的潜意识，深入到整个俄罗斯民族光荣悲壮地抗击历次入侵的伟大历史记忆的最深处，从而得以反复重述俄罗斯人基本的自我镜像和自我认同因此《布列斯特要塞》中的成长叙事，是以个体的追忆再现民族辉煌的历史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以历史激励当下俄罗斯民众，呼唤民族精神的复兴。

结语：人们通过叙述历史，找到共同的民族记忆，从而更好地面对民族未来的发展历程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不断地回忆，通过回忆可以不断地自我想象、自我创造、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从而再次构建一个民族的自我价值和意义体验。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追述历史构建民族认同的一个绝佳载体

《布列斯特要塞》在追忆往事时打破简单的意识形态对峙，将战争记忆转述为民族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叙述语境之内，从而将战争历史上升为全民族的战争记忆通过战争对生命的屠杀、对爱情的摧残、对美好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戕害来反思战争，使这种民族记忆获得了更广的深度，表现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内在道德深度和独特民族精神。

这既是对传统的一种超越，也是对当今俄罗斯民族的团结的一种召唤，更为考量当下俄罗斯电影的民族性提供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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